一部“新發(fā)現(xiàn)的《紅星照耀中國》”
《1937，延安對話》：塵封80年的珍貴筆記，一位美國學者筆下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的精神光芒
1937年，托馬斯·亞瑟·畢森和朋友們到訪延安，左起為菲立浦·賈菲、佩吉·斯諾(尼姆·威爾斯)、歐文·拉鐵摩爾、毛澤東、畢森、艾格尼絲·賈菲。
《1937，延安對話》英文原版。
《1937，延安對話》中文版。 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
“毛澤東那年43歲了，身材瘦削，動作敏捷，渾身上下透著一股青春的活力，顯示出年輕小伙子一般的氣質(zhì)來。”
“不言而喻，在那座缺吃少穿的陜北小城里，存在著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……除卻插在朱德或周恩來上衣胸前口袋里的那支鋼筆之外，你幾乎看不到任何等級上的標志。紅軍司令員與普通士兵的軍裝，竟毫無區(qū)別。也許你會注意到，就連吹軍號的紅小鬼的面頰上，也會浮現(xiàn)出靦腆卻自豪的微笑。自尊與高貴，俯拾皆是。”
“高大的城墻、潺潺的河流、莊嚴的佛塔、熱鬧的街道，經(jīng)?？梢姷椒怕暩吒琛⒘嘘牰^的紅軍隊伍。我腦中不停地翻騰著一個念頭：這里，就是中國共產(chǎn)主義運動的心臟。”
……
這是1937年6月，美國學者畢森在延安留下的記錄。他在此逗留3個日夜，先后采訪了毛澤東、朱德、周恩來等中共主要領導人，并將與他們的對話和訪問延安的見聞，用鉛筆記錄在兩個筆記本上。
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年代，這兩個本子一直躺在一只鞋盒里，鞋盒藏在一個木箱子底部。幸運的是，它們歷經(jīng)光陰，不曾褪色和損毀。
但80余年來，這些筆記只在1973年由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出版過一次英文版，之后便陷入沉寂。此前，這些筆記也從未授權過中國的出版社，直到2019年，有人留意到它們的存在。
近日，畢森延安筆記的中文單行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以《1937，延安對話》為名，首度推出，備受關注。多位黨史研究者認為該書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，堪稱一部“新發(fā)現(xiàn)的《紅星照耀中國》”，在當下出版也適逢其時，極具現(xiàn)實意義。
同時，畢森筆記背后的故事也浮出水面。
歷史轉(zhuǎn)折點上的旅行
1937年6月21日傍晚，一輛老吉普歷經(jīng)4天3夜的顛簸，在數(shù)度陷入泥沼、險些翻落懸崖和遭遇引擎故障后，終于從西安駛進延安城。
車上下來5個有些狼狽的外國人：東亞問題研究專家托馬斯·亞瑟·畢森，美國漢學家歐文·拉鐵摩爾，美國《美亞》雜志主編菲立浦·賈菲和夫人艾格尼斯·賈菲，以及他們技高人膽大的瑞典籍司機艾飛·希爾。
為畢森一行提供幫助、聯(lián)絡延安方面的人，正是當時在燕園忙著撰寫《紅星照耀中國》的美國記者埃德加·斯諾。
此前一年6月，斯諾前往陜甘寧邊區(qū)采訪，成為首個進入蘇區(qū)采訪的外國記者。但那時，“西安事變”還沒發(fā)生，時隔僅一年，中國的形勢已有很大改變。
到1937年6月，畢森上路前，坊間已在盛傳，“西安事變”和平解決后，國共雙方正在進行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的談判。
中國內(nèi)政是否將發(fā)生巨大轉(zhuǎn)折?懷著這一問題，畢森在這年5月，去南京采訪了國民黨核心人物陳立夫，對方態(tài)度強硬，溝通起來十分艱澀。
隨后，畢森便與同伴踏上前往延安的旅途。
“延安給我們留下的第一印象，是完全出乎意料的。我們對所遇到的一切，都毫無精神準備。一種異乎尋常的輕松甚至是歡樂的氣氛，充溢著整個夜晚。這種氣氛所留給我們的感受，是難以言傳的，而只能去體驗。”畢森寫道。
和南京方面相比，延安簡直是“另一個中國”。在那里，中共領導人慷慨地拿出時間，開誠布公地接受采訪。
畢森一行與朱德談論了紅軍的軍事力量，與周恩來談論國共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談判的進展細節(jié)，與毛澤東談論中國革命的方向與國內(nèi)外形勢。
黨史專家、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陳晉指出，畢森與純粹記者身份的斯諾不同，作為服務美國政府的研究人員，他對延安的考察，主要聚焦于國共談判和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抗日主張。
“我們所提出的問題，都得到了耐心、禮貌的回答。而且，那些非常具體和詳盡的回答，都來自中國共產(chǎn)黨最高層的領導人……那些回答，實際上等于將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所有計劃和意圖都提供了一份完美無缺的情報記錄。”與畢森同行的漢學家拉鐵摩爾感嘆。
拉鐵摩爾覺得，中共領導人之所以能毫無顧忌地透露這些訊息，“是因為他們無比堅定地相信，自己此刻正站立在歷史轉(zhuǎn)折點的緊要關頭上，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來。共產(chǎn)黨領袖們都深信不疑：即將掀起的這場關乎到民族存亡的抗日大潮，必然會促使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加入到他們的陣營中來。他們毫不畏懼，假如蔣介石了解到他們的所思所想的話，共產(chǎn)黨的地位就會岌岌可危，或者他們將要采取的行動就會遭到徹底粉碎。”
畢森從延安回到北平，是在1937年7月2日夜里。當晚，他跟來接站的埃德加·斯諾一起回到燕京大學，徹夜長聊到7月3日清晨。4天后，“盧溝橋事變”爆發(fā)，全面抗戰(zhàn)開始。
陳晉認為，這樣的行程，決定了《1937，延安對話》特殊的史料價值，“它真實地記錄下美方時勢研究人員在中國人民全面抗戰(zhàn)到來前最后一刻，在延安的所見所聞;真實地記錄下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主要領導人在全面抗戰(zhàn)到來前最后關頭，所作的重要決策和政治宣示;真實地記錄下中國共產(chǎn)黨領導下的陜北蘇區(qū)在全面抗戰(zhàn)到來的那一刻，所實施的各項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。”
善講“中國故事”的中共領袖們
畢森行文簡潔，他的筆記篇幅不長，卻以白描手法，留下了中共領袖們許多充滿人情味的細節(jié)。
例如，朱德曾在歐洲留學數(shù)年，面孔卻絲毫沒受熏染，仍是地地道道的農(nóng)民臉龐。他性格開朗親切，只要見過幾面，大家就都想以他為良師益友。
留著胡須的周恩來時年39歲，身穿普通紅軍軍裝，也能顯出卓爾不群的風采。在采訪開始時，他提出想與畢森他們練習一下長久不用的英文。
毛澤東看中了畢森的司機艾飛·希爾，千方百計勸說這個落魄的瑞典年輕人留在延安，幫紅軍管理和培訓一所能修機動車輛的技術學校，但被自由慣了的小伙子一再謝絕。
拉鐵摩爾給畢森的書作序時，寫道：“畢森所記錄下來的在延安那一場又一場談話之中，最為突出的特色，便是中國革命領袖們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維和先見之明。”
放眼未來，毛澤東在1937年6月的談話里，已準確預見到中國革命的全面勝利。他清楚地告訴畢森，抗戰(zhàn)勝利后，中國為什么不可能成為資本主義國家，以及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。這些論述，至今依然適用。
至于抗日民族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建成后，以南京為領袖，是否會引起人民群眾的不解這一問題，毛澤東回答：“誰來擔任領袖，不僅僅取決于誰的軍隊多，還要看他所制定的是什么樣的方案以及為此所付出的努力。共產(chǎn)黨在這方面是不會追求一己私利的。共產(chǎn)黨是為大多數(shù)人民的利益服務的……如果形勢朝著這個方向發(fā)展了，那就意味著，整個運動恰恰是在共產(chǎn)黨的領導之下所進行的。”
中共領袖們是如此善于講述“中國故事”，黨史專家、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對外合作交流局局長楊明偉說：“只要與他們接觸，無論是外國記者也好、研究人員也好，都會不由自主地感受到，在中國，只有毛澤東這些人，是唯一能夠統(tǒng)一全中國的人;只有中國共產(chǎn)黨，是唯一能夠改變中國命運的政黨。”
楊明偉認為，《1937，延安對話》是部“見證初心”的作品。“閱讀本書最強烈的感受就是，讀到了共產(chǎn)黨人的初心，特別是共產(chǎn)黨領袖們的初心。這本書記錄了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領袖們是些什么樣的人，也從一個側面回答了中國共產(chǎn)黨為什么‘能’。”
高度堅定、高度自信、高度樂觀——在1937年的延安，到處都充溢著這樣的情緒，盡管這里的人們剛走過漫長而悲壯的長征路，物質(zhì)上極度貧瘠。
畢森說：“因為延安有這樣一群人，他們的胸中，充滿了高尚的道德情操。在那個環(huán)境里，個人私欲必須向崇高的理念折腰。為了共同的事業(yè)，人人平等，官兵一致，齊心協(xié)力，頑強奮斗，大家分享著這種精神追求所帶來的充實感……我們不難理解，為什么毛澤東會頑強不屈地奮斗著、堅持著，要把這種精神推廣到整個中國。”
“中國共產(chǎn)黨領袖們的自信就基于他們代表的是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，他們代表的力量是歷史前進的力量。在這本書里，多次特別講到了延安自信。延安精神、中國共產(chǎn)黨精神，也是中國精神的一個獨特內(nèi)容。”楊明偉說，作者以第三者的視角，通過親身體會，感受到這種力量的熾熱與充實，他們甚至也受到感染。
畢森從信仰上帝的傳教士，轉(zhuǎn)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。
賈菲夫婦了解到陜北紅軍缺醫(yī)少藥的情況，向美國共產(chǎn)黨總書記白勞德匯報，成立“國際援華委員會”，籌款募捐，派遣以白求恩為首的美加醫(yī)療小組赴華。
重新發(fā)現(xiàn)畢森的“打撈者”
《1937，延安對話》的出版充滿偶然。
幾年前的春天，本書譯者、加拿大滑鐵盧大學文化及語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李彥，在學校小花園里，突然注意到一棵綴滿淡紫色花苞的新栽小樹，打聽之下，才知道這叫“美洲蕾”。
樹下的金屬銘牌上，刻著：“此樹獻給著名亞洲研究學者托馬斯·亞瑟·畢森博士。他于1969年起在滑鐵盧大學瑞納森學院執(zhí)教并創(chuàng)立了中國語言和文化課程。”
李彥已經(jīng)當了20多年學校中文教研室的負責人，卻是頭一次聽說創(chuàng)立中文課程的是個叫畢森的美國人。甚至，她的書架上，還一直放著一本別人贈送的書——那本僅有70幾頁的小冊子，被她當成舊雜志，擱置多年，正是1973年在美國出版的畢森延安筆記。
帶著好奇和使命感，李彥花了兩年時間，尋訪畢森的朋友、孩子、鄰居，像拼拼圖一樣，還原畢森的一生。
原來，20世紀50年代，回到美國的畢森和他去延安時的同伴拉鐵摩爾、賈菲，都“因言獲罪”，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。
賈菲的雜志社遭到查抄，被迫?？?拉鐵摩爾被指控為間諜，停止教職10年之久，后來遠赴英國教書;畢森被任教的大學解聘，一度在街頭書店里做店員。1969年，年近七旬時，畢森應邀移居加拿大，擔任滑鐵盧大學的教授，開創(chuàng)了該校的中文課程。
畢森一直珍藏著從延安帶回來的筆記本，但直到尼克松訪華、中美關系開始解凍后，他才等到出版機會。此時，距離他們在延安采訪中共領導人，已經(jīng)過去了35年。
“最打動我的一點，是畢森直到晚年，仍堅守著他的信念。”李彥說。
她曾問畢森的兒子、已是九旬高齡的湯姆，他的父親是否后悔過青年時代的選擇?湯姆回答：“我父親終其一生，都堅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確的。盡管他受到了那么多的迫害，盡管后來世說紛紜，他也從未放棄過對毛澤東、周恩來的信念。”
李彥將畢森的故事寫成散文《校園里那株美洲蕾》，投稿到《當代》雜志。文中提到的畢森延安筆記，引起雜志主編孔令燕的注意，她后來成為《1937，延安對話》的責編。
直覺這會是一部非常重要、極具史料價值的書，又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該書從未授權出中文版，出版社迅速進入確認版權、購買版權、組織翻譯和審定史實的編輯流程。
“這是我從事編輯工作20多年以來用時最長、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書。”孔令燕說，從立項到正式出版，整個過程歷時兩年多，一切都是為了以最好、最飽滿的方式，將這本書推出。
圖書上市后，孔令燕逢人就推介這本書，還在群里送書給感興趣的朋友，“我們那些朋友來自各行各業(yè)，很有代表性，大家讀過之后，給我的反饋非常相似：易讀、震撼。”
畢森的筆記并不深奧，很適合面向大眾讀者?？琢钛嘤X得，每個關注中國歷史的人，都不妨一讀。
“尤其在建黨百年的大背景下，回望歷史，反觀當下，看看一個西方人記錄84年前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在做什么，就知道我們今天宣傳的那些綱領性的內(nèi)容，都是實實在在、毋庸置疑的東西，在書里都能找到對應內(nèi)容。不忘初心，這本書是件很有說服力的歷史證物，這也是它在當下出版的現(xiàn)實意義。”孔令燕說。
從歷史中汲取力量
畢森筆記在不同讀者心中，會激起不同情感。
譯者李彥在全書中最喜歡的角色，是不起眼的小人物、瑞典司機艾飛·希爾。
艾飛出生和成長于內(nèi)蒙古河套地區(qū)，自幼輟學、四處闖蕩。他為中國富商和軍閥們開過車，也服務過來華游歷的著名探險家斯文·赫定，跟三教九流都打過交道，他對中國社會的了解程度，遠勝于紙上談兵的文人墨客。
離開延安后，拉鐵摩爾曾問艾飛，覺得毛澤東這個人怎么樣?得到的回答是：“我見識過各種各樣的人，富商、軍閥、知識分子、國民黨高官。但毛澤東卻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個能夠統(tǒng)一全中國的人。”
責編孔令燕則被畢森的記錄，觸動了內(nèi)心深處對家族中人的思考。
“我父親是名軍人，參加過解放戰(zhàn)爭，上過朝鮮戰(zhàn)場，經(jīng)歷過黨前進中的彎路，但他一生堅信共產(chǎn)黨，從來沒有半點動搖。我曾經(jīng)想過，為什么他們這代人那么堅定?我愛人的爺爺是位烈士，跟著李大釗侄子李運昌干革命，手里有當?shù)氐狞h員名單和黨費。1943年，他被叛徒出賣，在監(jiān)獄里關了一年，受盡折磨，到死也不說名單和錢在哪里。他就是個農(nóng)民，為什么能那么堅定?”
畢森的筆記，讓她更加理解家人的選擇，她希望這本書能解答更多人心中的問題。
84年前，畢森一行訪問延安時，國民黨當局實行宣傳封鎖政策，對中共進行歪曲宣傳。“80多年過去了，我們依然面臨著這類挑戰(zhàn)。”李彥說，在國外生活了30多年，她感到今天的世界仍然充滿動蕩，中華民族的崛起仍然面臨嚴峻挑戰(zhàn)。“我最希望的是，這本書能被更多人看到，為人們提供精神鼓舞和力量源泉。”(記者 王京雪)
編輯：譚鵬
